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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我习惯替别人收最後一件球衣，收到最後一件永远是我的，别人洗完我才坐，坐到连更衣室最下面那一格都是别人坐过的凳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一整个学期押在我一夜一夜的晨跑上，押到跑不进这一间就要被划掉，划掉我连那一间睡了的地板都要搬走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怕的不是划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怕的是出队名单那一栏，红笔一划，划到那一格签着的不是我。

        队长叫何柏承，三十四，是这一间球社的队长，球一颗一颗捡，捡到他手掌心那一层茧比别处厚。

        他讲话像在念战术，念到一半嘴角往上抬，抬的时候眼睛不动，眼睛不动的时候手里的毛巾不停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处对象三年，断到那年他把更衣室的柜子换过一次，换到他连柜门那张贴纸都翻过去扣着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不讲那一张。

        不讲到有一次我替他捡战术板，捡到他柜子底下一张洗到发白的照片，照片里他二十三，站在庙口前，旁边站着另一个男生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没问。

        我问不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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