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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我第一次知道自己在他们眼里是什麽，是在我十六岁那一年。

        那一年我替父亲清後场，清到男汤收客，收到常客廖从池边站起来，站起来时他眼睛一路跟着我手里那条毛巾，跟到他连自己手里的清酒壶都放到木台上，放到很轻，轻到像怕那一叠毛巾被吹跑。

        他那年四十二，我十六。

        我这一生习惯等别人把话说完，说完的位子永远是别人的，别人讲完我才伸手，伸手时连汤勺都凉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是这一间钱汤的女工，女工是老板的女儿，女儿替父亲看男汤的後场，後场一桶一桶清，清到我手掌心那一层皮比别处厚，厚到我连自己父亲的掌纹都看不清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一季的门票涨了两格，涨到搓澡另计那一行变成主价，主价缴不出这一间就要收起来，收起来我就没有地方可以站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怕的不是没有地方站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怕的是收了以後，我连每周三那壶清酒都没人替我点。

        常客姓廖，是隔壁那间的廖氏，廖氏每周来泡一次，一次都点同一壶清酒，点酒时他把壶放到木台上，放得很准，准得像有人在替他量过。

        读生姓蔡，是这一条街的蔡氏，蔡氏在夜里的超商读班，班一站八小时，站到他的右手腕一弯也响，响得像有人在骨头里按扫码枪。

        他这一季迟到了四次，迟到他排班APP上那一格一路跳成红，红到他自己先把手机屏幕朝下压到桌上，压到很轻，像怕那一叠毛巾被吹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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